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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自己的心


2020-06-15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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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2-2306:46

来源: 

往事微痕

作者作者: 

燕遁符

为了自己的心

为了自己的心

1957年5月底我写了篇未署名大字报《怎幺办——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》,点评北大5·19运动。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同学着文指出,如果把整风局限在“除三害”的範围之内,一点用处也没有,一定要消除产生“三害”的根源,健全民主法制……这些看法我完全赞同,可觉得只说到这一层还缺点儿什幺,没有点出现实的中国政局中妨碍民主的核心人物或特色景观。此外,许多人过于兴高采烈,似乎完全相信了“言者无罪”的承诺,準备着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……,对此,我不敢苟同。于是,心里抓挠,手上痒痒,忍不住就写了这篇短文。着重谈到四层意思:1,特意点出:“人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,自己是自己的救星,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,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”。说的是推行民主的关键在于专制核心人物必须脱胎换骨、洗心革面;2,估计形势。指出只有少数大学生“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”,因而“自下而上”的争民主行动不可能成功;3,短期前途预测。“领导者不够英明怎幺办呢”?5·19“火光可能会暗下去”;4,长期前途预测。坚信“矛盾存在着,终有一日会成熟爆发”,期盼“全国人民都觉醒过来,火将更猛烈地燃起,烧遍全中国”。

此文被《民主接力棒》和《广场》收印,散发到校内、校外和全国各地。

果不其然,整风很快就变成了反右。《广场》和《民主接力棒》都被《人民日报》点名,定性为“反动”。鸣放时期特别张扬,特别出风头的某人先被抓出来,打成右派,此人恰巧是替我去贴大字报的人,她把我告发了。妈妈托亲写信找时任校党委书记江隆基说情,可是我决不往那条藤上爬;小班反右领导小组的人也曾想方设法给我留路,先是找我核实,给一个抵赖的机会,可我决不抵赖;班上开批判会的时候,希望我哭,我倒真想哭,可参会的还有不少别班的积极分子和哲学系的“卫道士”,我决不哭给他们看;又说我那文章其实空空洞洞,不算什幺大事,可陆平为首的北大反右领导班子哪里肯手下留情……。这“右派”我是当定了。

话说到这里,似乎我是个神经病,专门自己找吃苦,找倒霉。其实完全不是如此,我的每一个选择,都是为了避害趋利。

我心里有个结。早在7、8岁的时候,就听人们议论毛泽东的《沁园春——雪》,有人说诗言志,毛想当皇帝,有人说诗无定解,不足为凭。1949年家乡湖南郴州“解放”之后,看到“毛主席万岁!”的标语口号,心里特彆扭。毛果然是要当皇帝!此前国统区的人以为共产党真像它自己宣传的那样,反对专制独裁,主张民主、自由、平等,我与很多人一样,都盼着国民党赶快垮台。可从1938年出生到1949年的11年里,我一直生活在国统区,并没有喊过任何人“万岁”呀,这是皇帝的专用称呼,辛亥革命就已经推翻了帝制。盼了半天,反而把自己盼成了子民。从此之后,我心里就没有舒展过。中学、大学,都有政治课,都有没完没了的各种会,让人争着去“求进步”,去入团、入党,一个个都丧失了真性情,成了些躯壳、木偶……。我直觉到,这一切都源自毛当了“万岁”。我怕开会,怕上政治课,又不得不去。坐在那里,浑身难受。那时候半大不大,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,自控力不强,闯了许多祸,遭白眼、冷落、嫌弃,差点儿被扣学生手册,差点儿考不上大学……。有谁知道,在学校里强制洗脑,让小小年纪的学生就成了多年的老“落后分子”,有多幺压抑,多幺孤独,多幺凄凉无助。所以,我不是当了右派才倒了霉,才难受得不行,早就倒霉了,早就难受死了。

1957年毛泽东发动共产党整风,让手下人“除三害”,却没有一丝一毫说到他自己该如何重新做人,依旧是一付救星、圣人和皇帝架势。我也就一如既往地没兴趣,不信任。随后,由之引发的北大“5·19”民主运动却让我眼前一亮。有人写诗,鼓吹扔掉假面具、挥洒真性情;有人提出具体诉求:言论自由,政治课选修,改留学生内定为公开、平等的竞争……。我看到了光明,感到了温暖。原来,自己并不孤独。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压抑,一样渴望舒展;不少人还作过深入思考,说得出系统的道理,我自然和他们站在一起。写那文章却没有署名,决不是出于犹豫,只是因为青涩,自知笨嘴拙舌,发怵抛头露面。我不抵赖,不用妈妈说人情,就是不要委曲自己。自己委曲自己,诬衊自己,作贱自己,心里更苦,害处更大。

同班同学敖瑞伯1958年3月与我受同类处分去同一工厂“保留学籍、劳动察看”,他“夹着尾巴”,努力“改造”,早早地摘了帽子,结果是更加苦不堪言。摘了帽子也不让回校读书,这方面,北大做得特别恶毒,我们物理系54级一共打了60个右派,轰出去的可能不下一半,只有两人回了学校,那可是拿灵魂去和魔鬼做了交易的,敖瑞伯不会坑别人,委曲了自己也没有用,白白地给自己添了噁心。一次在食堂碰到我,偷偷地对我说:“还不如跟你似的顽固不化呢”。后来他几次自杀,几次被人救起,最后还是自杀成功。这是一个实例,开弓没有回头箭,每个人都必须义无反顾地去追随自己的心。否则,更是死路一条。

就是那些躲过了反右,又留校了的人,就平安无事吗?文革期间要把清华和北大的一些教师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去,据说当时江西革委会向迟群反映,那是血吸虫病重灾区,当地居民都已迁走,不能在那里建干校;迟群不予理睬,硬把教师们轰到那里去;江西革委会只好通知南昌、九江各地医院做好準备,安排两、三个月之后大批接收病人。恢复高考之后,我见到过一位在清华任教的高中同学,挺着个大肚子,那就是血吸虫病,她说,上课有困难,老要上厕所,不容易坚持50分钟讲课;还说接长补短有人病死,死一个人,别的病人就每人得到十几块钱补助。当右派受罪算是自找,这些人谨慎小心,生怕冒犯当权,为什幺也落得这幺惨呢?

答案就在毛泽东野心勃勃要当皇帝。如果早几百年,可以名正言顺地做皇帝,事情可能简单得多。到了二十世纪,他就不得不打出共产主义的招牌,号称为劳苦大众求解放,这叫“又要当婊子,又要立贞洁牌坊”,事情就变得複杂诡异,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群体首当其冲,要被赶尽杀绝。

工人、农民情况又如何呢?到了工厂,才知道受害的决不仅仅是知识界。我去的是一个纺织厂,许多工人来自农村,她们有一怕,就是“下放回农村”。那工人就真是“领导阶级”,是“国家的主人,企业的主人”吗?根本不是。开始的时候,劳动的艰苦让我感到震撼,工人看起来都比她们的实际年龄老得多。车间又湿又热,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,空气中瀰漫着带染料和浆料气味的棉花毛儿,呆一会儿就脑袋发胀,挡车工却要一刻不停地绕机器飞跑,下班到更衣室就累得倒在那里像一摊泥。上夜班的时候就更难受。我明白了“一丝一缕,应念物力维艰”。人总要穿衣,干活儿虽然很累,我从心里认为不可以抱怨,别人能干的,我也应该能干。随着对工厂的进一步了解,我心里却有了许多的不平,为挡车工姐妹不平。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累,不同工种有很大区别。有背景的人自然就被分到轻鬆的地方去,有被称为“鸡贼”的人通过各种交易或“假积极”也能爬到佔便宜的岗位。厂里不断进人,各级管理部门机构痈肿人浮于事,真干活的挡车工却总是人手短缺,累死累活也完不成任务,被逼泡病假磨洋工……拿钱却比不干活的人少,也比“社会主义改造”公私合营之前少许多,根本就不是“按劳分配”,所以,也根本不是“社会主义”。掌握“组织分配”权力的新贵成为了事实上的奴隶主……。总之,毛式“无产阶级专政”其实是无产阶级被专政,毛泽东盗用无产阶级的名,对工人、农民和全国老百姓进行专政。政治上、经济上都是如此。十年文革期间广大工人的表现就可以为此作证。文革有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毛蓄意製造的浩劫,用红色恐怖达到“清君侧”的目的;另一方面是老百姓通过各派互揭对方“后台”老底,明白了许多政治内幕,学会了许多政治谋略,完成了一次全民自我思想解放运动。文革中工厂里也是贴满了大字报,其中有许多好文章,揭批一些人媚上欺下、弄权谋私。从此,许多工人也变成了独立的思想者。

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几乎都坚决拥护反右,文革期间也几乎都遭了殃,刘少奇、彭德怀结局之悲惨决不在右派之下,不知他们临终之前是否进行过反思。反右的第一号干将邓小平在文革中也尝够了“痛不欲生”的滋味……。他们遭殃与老百姓遭殃虽然存在性质上的区别,却有一个共同的加害者,那就是毛泽东。毛泽东死了,“四人帮”被抓,人们奔走相告,举国一片欢腾,党群关係、干群关係空前融洽。随后,结束十年文革,平反冤假错案,开始改革开放,经济上否定了毛的做法,逐渐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……。

可是,当时就有3件事非同一般。1,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留个尾巴,肯定反右是“正确的、必要的”,只是犯了“扩大化”错误,发明一个新的政治词彙“改正”,以区别于“平反”,秘密规定“对右派不赔偿,不道歉”;2,结束文革的时候,藉着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”,把老百姓对特权的正确批判也一概“彻底否定”掉了;3,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定位却是留情再留情,毛像依然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之上,毛的尸体也仍旧停放在天安门广场。这三件事相互关联,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件事,就是遭受大难之后仍然坚决不肯放弃特权。一般的右派在50年前就自觉选择了站在平民一边,随后几十年的底层经历更使老右们与老百姓血肉相连、融为一体,是权贵的奴役和侵害对象,要维护特权,首先就要让这些人继续处于政治上受打压的弱势地位。对毛留情再留情,倒未必是真的爱他,只是对集团特权利益的热爱超越了个人感情上的爱憎;毛泽东早死了,一定要把他供在那里,不过因为毛泽东是强权和残暴的象徵,可以为特权找到“合法性”的来源,也可以用来吓唬人,谁胆敢不听话,想一想毛泽东是如何地不拿人当人,如何地手段毒辣吧,他仍然是看家的门神呢。

1979年改正之后,我自己找地方,离开了工厂,如今早已退休,生活上温饱不成问题。索赔的事,头些年一直没有太往心里去,一辈子穷惯了,对于钱,没有太多的渴望。后来听说共产党内部专门有个秘密决定:“对右派不赔偿,不道歉”,一付横蛮不讲理的恶霸嘴脸,等于说:“你们不过是一些贱民,哪配享受赔礼道歉的待遇?如今有需要,给你们改正,就不错了,别以为自己就真的是个人了,我手上有权,想欺负你们,就欺负你们,你们能拿我怎幺样?”这就把人气炸了,非较较这个劲儿不可。1995年给北大写信,专门就要赔偿、要道歉。折腾了十几年,从2007年起还参与老右的集体维权行动。到如今为止,没有得到当局或北大的任何正面回复。难道是说,反右是毛泽东乾的,是陆平乾的,与现任无关?可你们还把毛泽东供在那里,继承了他的权力,也就得继承他的债务。或许是说,如今生活好过,要向前看,以安定团结为重,别追究了?此话似是而非。对任何个人权利的侵害都是对全体公民的威胁,今天可以对张三耍横,明天就可以对李四耍横,正如今天有一个人害了非典,明天就可能有一群人会害非典。不肯正视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怎能有长治久安的稳定前途?今天老右们折腾着维权,折腾着要彻底否定不拿人当人的恶霸逻辑,正是有利于安定团结,有利于防止老百姓大规模受折腾,防止侵犯人权、残害生命的历史悲剧重演。

年过古稀,一辈子又受过太多的折磨,似乎应该歇歇了。可我的心不允许我面对恶霸而毫无反应,不管会不会有结果,也不管会不会招来进一步的麻烦,都只有朝前走这一条路。而且,越是年事渐高,越要努力,把我们的经历、思考和感悟写下来。等我们死了,这些文字就能够接替我们继续活下去,继续去做我们想做的事。这就叫“死而不亡”。所以,即便老右死绝了,事情也完不了。我们的灵魂会永远活着。

2009-1-15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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